一群鸟、一口井、一片林…… 河北省委书记打开美丽河北新相册

第三，对于评价→选择→决定阶段的规制框架，考察在评价裁量、选择裁量中的公正与合理性的问题。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世俗生活秩序之上，也就是马克思.韦伯所强调的，承认人以精确的筹谋和理智的计算追求俗世的快乐与幸福，承认每一个人理性的平等与理性规则的普遍。

然而，对于宪法实施而言，重点却不在于实施程序的建设，原因即是，制宪以及宪法实施的程序都是一种不完美程序，它本身的正义依赖于程序的非程序性条件，只有建构并论证这些非程序性条件的正义性，程序产生的结果才是正义的。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年告诉我们，它的实施充满张力，但也充满着机遇与生机，我们要寻找到推动它永续发展的动力，除了理性还能相信什么呢？ 注释:感谢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2年会、第二届海峡两岸公法学论坛（政治大学）、香港城市大学2022年中国公法学会议、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2012年会、新法学2012年会等给予我主题报告的机会，并对以上会议中各位师友的评论、批评表示感谢。[74]（2）通过反思均衡实现解释的正当公共理性在宪法解释中第二个表现就是宪法解释还需透过反思均衡检验解释结果是否正当。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霍布斯诉诸的自然的上帝，卢梭强调的立法者享有的如上帝一般的智慧，中国王道政治则将王道建立在天道监督之下：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现出灾害以谴告之，君主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32] 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及对整个国家政治共同体影响之反思可以参见【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甘阳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汉斌：关于宪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29]朱武献：《言论自由宪法保障》，载朱武献：《公法专题研究》（二），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33页。

[8]从权利的内在逻辑上讲，保障公民的表达自由就必须保障公民获得信息的自由，就必须保障信息公开和通畅。如果用太过宽泛的措辞来表述对信息自由的例外，就有可能严重危害信息最大限度公开的原则，因此例外规则必须被严密地阐明，而且任何限制规则的必要性，都必须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如何真实而适时地公开信息，考验着政府管控信息的智慧。这一制度供给主要由我国的《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组成。

[8]周汉华主编：《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草案?说明?理由?立法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35]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不同突发事件所适用的具体管制措施及程序。

三是从公共部门传出的信息有出入，公众听到不同的声音，就会产生思想疑虑，也会听信谣言等。第三，限制规则必须是因保障目标的需要而设立。日本和德国的公共福祉原则、必要且最小限度原则、相当原则、必要原则和法益衡量原则等。（三）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

同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我国在突发事件领域也建立了信息管制法律供给机制。信息自由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但十年来，中国官方一直在为批准公约做准备，2004年1月，胡锦涛在访问法国时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政府将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的建议。

总体上看，最基本的要求是管制措施的实施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总体说来，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跟不上现实的脚步，缺乏统一协调的突发事件保障体系，相关的法律内容简单、范围狭小、不够细致、缺乏可操作性。

目前需要改变突发事件中由政府大包大揽、以政府行为为主的治理模式，重新建立由政府主导—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的、充分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积极的复合治理结构。国家研究机构就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科学研究水平也较落后，不能为政府快速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也常存在信息管制的问题。[21]综上，通常情况下，市场失灵、负外部性、权利冲突及隐私保护等都可以作为信息管制的正当理由。（五）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政府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帮助公民有效实现信息自由权：1．确保信息渠道通畅，预测风险，积极防备。[2]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2005年9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保证，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该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中国在统一死刑标准、限制滥用死刑上有了实质性行动。

[3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9]约翰·密尔顿在其《论出版自由》中也写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已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

政府在这方面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应对谣言，而不是消极回避。就新闻自由的管制而言，西方各国为了保障新闻自由，防止政府对新闻自由的不当管制，根据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新闻自由确立了不同的管制标准：如美国的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恶劣倾向原则、优先地位原则、逐案权衡原则等。

没有法律依据的限制—例如这限制仅是来自简单的行政判断—就是不合法的。[6]由此看来，在突发事件中，理性的政府应当选择公开其所掌控的信息，及时澄清真假莫辨的信息，这样才能最少地使用行政成本和最大地保障公众安全与社会稳定。

尽管地震非常严重，但人们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地震情况及各种援救措施的开展情况，因而社会并未出现恐慌。透明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19]参见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iii （1979）,P.62。（二）禁止罢工、罢市、罢课。

究其原因不外乎：一是依法行政的观念不足。如加拿大就提出了自我规制理论，它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私人自治、市场主导能够演化出互联网信息服务应遵循的游戏规则，并有助于国家正式立法的形成，提高政府管制效率。

我盼望，在不久的将来，……知情不再是某个机关新潮的举措、某个领导的恩准，也不是因为有私人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们有权知道。[16]我国《信息公开条例》对于信息自由的例外也做了原则性规定，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是对于信息自由权的内涵和意义认识不足。1947年，奥尔波特得出一个关于谣言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第10项明确规定了政府在信息公开时应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进行积极公开，并将其作为政府政务公开的具体内容。[5]2009年新疆发生的针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连续发生的针刺事件，政府一直持回避态度，拒绝对外公布事实真相。另外，这法规必须表述得十分精确，使公民能够依据它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回避态度导致了社会恐慌面不断扩大，民众对政府严重不信任，并最终酿成市民大游行、市委书记被撤换等严重后果。

[3]联合国的文件不仅让我们从人权的角度认识了信息自由，而且从权利义务的对应性特点看，公民享有自由地获取、传递信息及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就意味着政府同时具有公开其所持信息的义务和澄清不实消息的责任。（二）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

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自由负担责任。具体参见《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摘要: 信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理当受法律保护，但基于个人隐私、国家利益、社会安全等法理，对信息的搜集、传播、公开，进行一定限制也是必要的。第3款列出的目标尽管很宽泛，却是排他性的，所以限制规则如果旨在实现另外的目标，例如为了保住政府的脸面，则是不合法的。